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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收取好處費行為如何定性

來源: 法潤江蘇普法平臺 發布時間:2022-01-27 字體:[ ]

【案情】

2020年3月以來,王某明知張某及上游犯罪分子需要單位銀行賬戶用于處理網絡犯罪所得,為謀取非法利益,仍然注冊甲公司,并以公司名義開設單位銀行賬戶,通過張某向上游犯罪人員提供該公司營業執照、單位銀行卡、U盾等對公賬戶資料,用于網絡犯罪支付結算;并約定,王某按一定比例取得該公司賬戶內流水資金作為分紅。

2020年8月,王某提供支付寶賬戶,接收張某從甲公司轉賬人民幣10500元。2020年12月,王某被抓獲歸案。已查明,被害人謝某等多人遭遇電信網絡詐騙,被騙資金至少人民幣15萬元經甲公司賬戶流轉,甲公司賬戶支付結算資金共計人民幣138萬余元;王某接收的10500元來自于謝某被騙資金。

【評析】

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對于王某同時實施的提供公司賬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和接收贓款的行為如何定性,產生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實施的兩個自然行為分屬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不同階段,應評價為刑法意義上“同一個犯罪行為”。王某同時觸犯兩個罪名,符合想象競合犯的特征,應當擇一重罪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在同一個犯罪目的支配下實施的兩個犯罪行為存在“目的和手段”的牽連關系,構成牽連犯在司法適用中一般適用從一重罪處罰的原則,不實行數罪并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上述兩個行為之間既不存在重合關系,也沒有牽連關系,不成立想象競合犯或牽連犯;對王某應當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數罪并罰。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本案中,王某在2020年3月提供甲公司賬戶幫助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又在同年8月對該賬戶內贓款予以接收、隱瞞,從行為的自然狀態來看,不管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這兩個行為都不具有重合部分,不能評價為“同一行為”。

王某實施的兩個行為雖然分屬整個犯罪過程的不同階段,客觀上有一定關聯,但就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成立而言,事后收取贓款作為好處費的行為并不是本罪通常的犯罪手段,因而不能認為兩行為之間存在牽連關系。

王某先后實施的兩個行為侵犯了不同的客體,應當實行數罪并罰。王某收取贓款的行為所侵犯的是司法機關對犯罪所得的追繳秩序,而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犯罪內涵中并不包含這一內容。王某先后兩次犯罪行為可以同時充足不同的犯罪構成,如果僅以幫信罪一罪處斷,必然導致對另一犯罪客體侵犯的評價不足,而對其實行數罪并罰則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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